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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健康宝诞生记
田进
经常性的48小时连轴转、110天、70余名团队成员。
回想起北京健康宝的开发过程，李浩浩说这是他印象最深刻的三组数字。
从大年初一（1月25日）开始，作为中关村科学城城市大脑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浩浩便带领他的团队开始了系列防疫科技产品的开发运营，他也因此荣获了全国抗疫先进个人。
过程并非一蹴而就。
李浩浩对经济观察报表示：“系列防疫科技产品研发期间，经历了技术、人员缺乏等难题。最开始阶段，一位没带电脑返回农村过年的技术人员，甚至被迫跑到村里的小卖部借电脑，在小卖部待了三天把一项非常重要的功能开发完后，才收拾东西再赶回北京。”
9月17日，经济观察报专访了李浩浩，他回忆了健康宝诞生过程的故事与细节，回应了外界对于企业是否掌控以及商用个人隐私数据等质疑并谈到未来健康宝的发展方向。
经济观察报：从1月25日最初接到任务到3月1日健康宝的推出，公司防疫产品的研发经历了怎样的历程？
李浩浩：从时间线来看，主要可分为三个阶段。
1月25日，我们接到政府任务时并不是直接做健康宝，而是主要解决北京多家规模以上企业的疫情防控问题，即解决企业员工个人健康状况实时掌握的问题。正月初三，任务要求发生改变，当时北京市已经组织起全市的疫情调度管理组织体系（分为社区、街道、区、市4级），此时，需要社区居住人员信息的上下打通，所以我们紧急开发了疫情报送系统。
通过疫情报送系统，居民在社区填写的纸质版信息，能转换成电子数据并实施共享到疫情防控部门，此时便能精确筛选出需要重点关注的人员。筛查完之后，还能将重点关注人员的信息逐层下发最终让社区掌握，各个社区掌握相关的情况后，也就能跟重点关注人群见面访谈以了解更具体的信息。
当然，疫情报送系统相当于一套管理系统，主要是面向于政府部门，老百姓看不到。
在第二阶段，我们就开始研发跟老百姓相关的移动端。
2月10号，北京大部分单位开始复工复产，此时大量人员开始从外地返京。刚开始铁路部门、民航部门大多是让乘客填写纸质的表格，部分航空公司可能反应快，让乘客用自己的App签。但两者都面临数据共享打通以及效率低下的难题，导致后期个人信息筛查没有数据支撑。
为此，我们开发了京心相助，让返京人群可以提前将个人数据添加到京心相助上，这样填写的信息就自动进入前期开发的系统里（疫情报送系统），从而打通市、区、街道、小区4级的信息传递，个人抵达社区之后也就不用再填写基本信息了。
依托京心相助，从疾控的角度对所有返回北京的人员情况有了一个全面的掌握，为流行病学筛查提供数据支撑。
京心相互的产生过程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
人群大量返京主要是为了复工复产。此时商超等都没开门，人基本是办公室、家里两端跑。在家一端能依托社区的群防群治；路上交通部门可通过要求戴口罩等措施来管控；但到了办公地点尤其是写字楼如何管控？为此，我们协助市委市政府开发了京心相互，面向全市所有的写字楼。个人信息即使在社区没有被掌握，在办公楼一端也肯定能被掌握。
在第三阶段，此时复工复产已到一定阶段，社会上餐饮企业等开始恢复营业，老百姓去的地方更多，此时个人便需要一个健康证明出示给不特定的地方，相当于个人健康信用。健康宝应运而生。通过健康宝，北京人员出差返京以及外地来京人员的短时停留等信息都能管理起来。
技术上，健康宝研发用的是互联网比较成熟的技术，只是应用场景比较特殊。主要的难点在于后台需要支撑大量的数据，并通过对个人信息数据的分析，最终在移动终端呈现出三种颜色的码。
同时，我们还面临大流量的同时访问。北京市的健康宝用户数可能在3000万以上，尤其在早上9点时，上千万用户迸发使用。但健康宝又不能出现延迟等问题，它的场景很关键。比如老人可能马上要进社区，上班族马上要进园区打卡，如果延迟半个小时怎么办？截至目前，健康宝实际上只出过三次问题。
经济观察报：健康宝经历多次版本更新，更新的依旧是什么？
李浩浩：健康宝经历了三次大的版本更题，小的版本更替次数则不计其数，刚开始几乎每天都有更新。版本更新的过程都是倒逼的，有市里主导性的更新，也包括新数据的纳入、用户的反馈。
健康宝运行初始阶段，每天早上8点，疾控中心和政府等工作人员会和我们一起开会讨论在健康宝上增加哪些功能；中午12点，我们带着需求回到公司并讨论如何转换成具体可开发的功能，讨论结束后经常已是晚上8点；晚上8点，技术团队就开始熬夜开发；第二天凌晨6点，按照要求新版本上线。2个小时后，新的一轮更新讨论又开始了。
我们技术团队70余人，经常连续一干就是48个小时，大家都熬的不行。
我们团队里有一对夫妻。一个负责产品设计（即界面、功能模块的设计等），一个负责后台开发。两个人一个带一个团队，一天晚上凌晨2点了，夫妻两人和团队成员一起开视频会议，孩子被他们俩吵醒了，在那哭，两个人却因为开着会分不出身去哄孩子。当时确实不容易。
与此同时，我们还面临着人员缺乏问题。
大年初一，和政府的领导开会时，公司就我和总裁助理两个人，大家都回家过年了。后来我们快速把北京的员工集合起来，让外地员工能返京的尽快返京，不能返京的就在线上工作。疫情开始阶段，团队大部分工作都是在线上完成的。
因为公司一些程序员家住农村，回家的时候没带开发的电脑，因我们只能用快递把电脑快递给他们。有些地方快递也不通，就只能让他们借电脑。有一位程序员，甚至只能跑到他们村的一个小卖部，借用小卖部的电脑在那待了三天多直到把非常重要的功能开发完，才收拾东西再赶回北京。
中后期，健康宝主要是根据用户的反馈、政策的变化、政府的需求来进行三者结合完善。比如某地区风险等级改变后，健康宝需要实时更新相应的数据，从而实现该地区人群健康码颜色的改变；一些用户反馈个人照片无法更换，健康宝第二次版本更新便完善了此功能，提升用户的体验感。
健康宝的持续更新状态维持了110天，技术人员也跟着持续运转了110天。此后软件才基本稳定，更新的比较少。
经济观察报：您如何看待用户对于企业可能获取并商用健康宝个人信息的质疑？
李浩浩：健康宝的运营掌握在政府手里，我们只是提供技术支持，并且我们是和政府联合开发的。我们企业相当于架构了一个数据通道，最终每个人的隐私数据全由政府掌握，我们对数据没有任何权限。
我个人理解，实际上疫情管控也是一种应对公共事件产生的一种公共管理，这种公共管理必然会产生一些个人信息的委托管理。就像办身份证需要把个人信息委托给公安局，健康宝相当于把个人隐私数据委托给政府。
对于健康宝是否商用，这取决于政府的相关政策，从目前来看，也没有商用的方向。我们觉得健康宝是有商用价值的，因为健康宝是一体多端，一体即一个政府平台，多端即微信、支付宝、北京通等前端，他们提供数据的入口，后者可能有商用的价值。
经济观察报：您认为健康宝的下一步市场或技术方向如何？
李浩浩：对于健康宝技术出口，我们也在跟一些合作伙伴探讨，但现在面临很多问题。因为出口时，产品整个体系的网络移植需要与他国国内的组织体系、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相结合。比如健康宝后台依靠大量的数据（手机运营商数据、交通数据、互联网数据等，他国能否互相打通？这些都需要跟当地去匹配，但技术移植一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现在，公司基于人脸识别的健康码信息展示产品已经做出来了，并已在海淀区试点使用。目前北京市政策上也允许，相关的数据接口也能打通。未来产品肯定要进一步推广，因为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相比于社区人员长期值守的人力成本，机器的使用肯定能大大降低成本
目前来说，人脸识别的产品价格不是特别高，一台价格在上万元。
经济观察报：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公司长期运营健康宝是否会面临相应的成本问题？
李浩浩：健康宝看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小程序，但成本多少关键需要看它的业务逻辑。一如微信、支付宝，界面看起来很简单，但加上大流量、大批量用户以及内部业务的复杂性，投入的开发成本就很高。
在国内疫情管控的常态化背景下，健康宝肯定需要长期运转。这个长期运转作为一种公共服务，将来可能需要政府的一些投入。就像我们开发的线上教学平台等其他助疫产品，也是政府购买服务的。